为什么要纪念戴东原

  为什么要纪念戴东原？

             方利山

今年是中国杰出思想家戴震（戴东原）诞辰300周年。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“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的指示精神，很有必要为这位平民思想家作一回隆重的纪念。戴东原为民富民，勇于为民发声呐喊，情系民生，以富民为本；治学求真求是，修辞立诚，志在闻道，学高德馨，是徽州文化中和朱子、胡适、陶子等一样令世人瞩目的文化巨擘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为民富民

300年前（农历1723年底），戴东原出生在徽州休宁隆阜卖布的贫苦负贩之家，勤奋自学，十七岁有志闻道。身处后儒理学思想桎捁的封建社会，最了解底层百姓的辛酸疾苦，青年时即受族豪迫害，避走京师，南北流离。社会经历炼就了他的“狂狷”个性，戴东原苦苦求索社会治乱之“道”，终于发狂要打破后儒心中的“太极图”，决心为平民百姓质疑数千年上、下、尊、卑的封建等级社会，发出了“后儒以理杀人”的振聋发聩的控诉。戴东原写作《原善》、《绪言》、《孟子私淑录》、《孟子字义疏证》等著作，猛烈地抨击“后儒冥心求理，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”、“天下受其害者众也”、“酷吏以法杀人，后儒以理杀人”的社会现实，大胆地指出“在位者多凉德而善欺背，以为民害”、“乱之本，鲜不成于上”，揭露封建统治者鼓吹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其实是剥夺平民百姓生存权、发展权的真相，揭露宋儒“理学”之谬，将“理”还归于本真，指出宋儒“理欲之辨”“适为忍而残杀之具”，主张“体民之情，遂民之欲”， 捍卫平民百姓的生存权、发展权，以疏证先哲著述的方式，着力论证平民百姓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，憧憬“省刑罚，薄赋敛”、“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蓄妻子”、“居者有积仓，行者有囊粮”、“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”、民富国强的“王道仁政”理想社会。戴东原倡导“平恕”的新理学，其哲学思想解放的启蒙意义，石破天惊，发展了儒家的“民本”思想，成为了不起的启蒙先驱，是十九世纪的一道曙光。

在戴东原之后一百四十多年，鲁迅先生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再次揭露千百年的封建礼教“吃人”。

戴东原以思想家的大无畏勇气，不惧封建专制铁幕残酷，不仅在哲学上拨乱反正，提出“正人心之要”的新“理”学，为平民百姓发声，矢志不渝，而且心心念念关注民生，治学以利民、富民为本。在徽州家乡，他学老师江永造汪口“曲尺堨”利民，在屯溪珠塘设计了“珠塘坝”水利工程以解城区水患；戴东原还作《赢旋车记》、《自转车记》，变通古法，教民制作龙骨水车，用于徽州山村浇田御旱。戴东原用情用心于中国“水地”之学，修纂《直隶河渠书》、写《水地记》、几十年坚持不懈校理《水经注》，因为它直接关系民生。就是在四库馆整理西方传入的典籍时，戴东原也总是念念不忘是否“有利于民生”。戴东原认为：“西洋之学，以测量步算为第一，而奇器次之。奇器之中，水法尤切民用”，“固讲水利者必资也”。那些西人所著典籍中记载的精巧器械之类，对其中的“裨益民生之具”，实在应该“录而存之，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”，而对洋书中那些仅供嬉戏的奇器淫巧之术，似则不必过于关注。戴东原这位平民思想家，不论在朝在野，时时心里都是装着“为民”、“富民”。

戴东原在关注徽州文化中的“徽商”文化现象时，他最早注意到：“徽商”人物群体这些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史奇迹的“徽骆驼”们，大多有社会担当，为民热心奉献。徽商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，那就是：“生民得山之气，质重矜气节，虽为贾者，咸近士风。”徽商虽然以做生意赚钱为职业，但大多能诚信经商，“以义为利”、“宜他人而得利”，行为举止象志在为民的士大夫豪杰。戴东原对“徽商”“贾而好儒”这一特色的深刻揭示和热心颂扬，亦是戴氏对“富民”这一君子品格核心念兹在兹的反映。

我们现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讲“人民至上”，“以人民为心”，需要大力提倡为民富民理念，戴东原为民富民的思想和实践，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体现，纪念戴东原，就是要承续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求真求是

戴东原是清中叶皖派朴学的领军人物，“前清学者第一人”。戴东原朴学以求真求是为标识，他广治天文、物理、生物、地志，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考据，强调首在“识字”，“由字以通其词，由词以通其道”，力求“十分之见”，反对轻语言文字，“凿空言理”。主张为学“不以人蔽己，不以己自蔽”，但宜推求，勿为株守。戴东原曾考证“光被四表”的“光”，即与古本“横被四表”的“横”同义，论述详实，后被钱大昕、姚鼐、戴受堂、洪榜、段玉裁等多位学者先后举证言其所说不诬。戴东原曾详考古代礼器，著成《考工记图》，后来江西发现的古钟所记，竟与之相合。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求真求是是做人的根基。戴东原治学精神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。

         洗冤除尘

大学者戴东原对宋儒理学的深刻批判，在当时如暗夜惊雷、洪水猛兽，一班理学卫道者在戴震义正词严的批驳中气急败坏，群起围攻。指责戴东原“大逆不道”，咒骂戴东原断子绝孙。他们嘁嘁喳喳，弄出一个“戴袭赵《水经注》学术公案”，指斥戴东原剽窃赵一清《水经注》校理成果，污水铺天盖地，诬陷戴东原人品。当时一贯主张“拿证据来”的大学者胡适路见不平一声吼，和梁启超等人一样，从1924年起即不停地搜集文献资料，汇聚各类《水经注》版本，极力为这位蒙冤莫白的思想家平反昭雪，胡适用了几十年时间，收集了几十种《水经注》校理版本，写下了几百万字的相关信扎、文论、文稿，这些材料在《胡适年谱长编》十册中竟占了四册，胡适指出：戴东原是众所周知的正人君子，“修辞立诚”，“不苟、无憾”，不可能“袭赵”；戴东原校理《水经注》二十多年，独自发明校理《水经注》区分经注的六条义例，创获很多，不屑“袭赵”；戴东原在四库馆校理的《水经注》，经比对，与赵校本“异多于同”，没有“袭赵”。胡适特别指出：几个“权威”的“火气”、无据的推理，酿成了冤案，必须要“辨冤白谤”。胡适发现中国传统的法理有很大的缺陷：即没有为被告辩护的习惯，终是被告者吃亏。胡适认为这一学术考证又缺少科学的方法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“京城第一读书人”、徽州学家汪世清先生用胡适所说的“极笨的死功夫”，化了几年时间，用了多种《水经注》版本，将戴、赵的校理逐一比对，撰著了四万多字的长文，列出48幅图表，在《黄山学院学报》发表，得出结论：戴、赵之《水经注》校理“异大于同”，戴没“袭赵”。再次力证了戴东原的清白。

由于“权威”的影响，至今仍不时有人撰文，拿“《水经注》学术公案”做文章，喜欢对戴东原说三道四，无聊地继续给戴东原乱泼污水，混淆视听。我们在戴东原300年之际，实在应该再次全面了解认识戴东原这位和伯拉图、孟德斯鸠、马克思、孔子、孟子等等同列的大思想家，学习宣传其“为民富民”哲学思想，弘扬其“求真求是”的治学精神，还戴东原的平民代言人之本来面貌。“洗冤除尘”，这也是我们纪念戴东原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     2023年3月9日于隆阜东原故里“近贤居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