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道昆与徽州文化

为纪念汪道昆诞辰500周年而作——

明代徽州歙县的汪道昆，是徽州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人物，他对徽州文化，有四个方面的重大贡献。

      徽商代言

汪道昆为中国徽商的崛起、兴盛推波助澜，积极为徽商代言。

在其大著《太函集》中，汪道昆作传记文章235篇，其中专为徽商所作的传记类文章就有112篇。

  汪道昆对中国徽商的产生和兴盛有深刻的理解。 《歙志》载：“吾邑之不能不贾者，时也，势也，亦情也……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，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一，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？谚语以贾为生意，不贾则无望”“人人皆欲有生，人人不可无贾矣”。（1）汪道昆认为：“歙故名州，今以岩邑，当南辅，其地方三百里而羡，视子男过之。其民出糊口者遍四方……大半以贾代耕，习心计。”（2）“新都业贾者什七八，族为贾而隽为儒。”（3）“其俗不儒则贾”，（4） 汪道昆认为：徽民寄命于商，是徽州特殊的自然社会历史环境使然。

作为徽商世家一员的汪道昆，最了解“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”的徽骆驼们徽行天下勤俭创业的艰辛。汪道昆写道：明代休宁人程锁“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，俱人持三百緡为合从，贾吴兴新市”。（5）徽人“上贾栖淮海，治鱼盐，恪守程期，税收不逮什一。……贾蜀则以奇胜，鹰扬而隼击之，无庸蹲鴟，翘足可当卓氏。”（6）汪道昆特别称賞徽商勤俭而又最有社会担当，他写道：歙县汪伯龄在外经商回到家乡“就里中积著益起。顾独摄敝衣履，终身不鲜，袁（其妻）亦以纤俭佐翁，椎布刀作如故。”而对于社会公益捐输，则乐善好施“无所吝”。（7）汪道昆在徽商传记中，特别记载了徽骆驼们闯荡商海“本大道为权衡，绝无市气；协同仁于信义，不失仁风”的智慧和胆略。他写道：“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，非转毂四方不可。”（8）休宁的孙从理开当铺，“什一取赢，矜取予必以道。以质及门者，踵相及，趋之也如从流。”（9）休宁汪通宝在上海开当铺，“部署诸子弟，四面开户以居，客至则应之，户无留屦。”汪通宝还和伙计们约定：“居他县毋操利权，出母钱毋以苦杂良，毋短少；收子钱毋入奇羡，毋以日计取盈。”（10）汪道昆特别肯定了徽商坚持诚信经商、“贾、必轨于正经”的商之“大道”。

汪道昆最为关注中国徽商在经商实践中“贾而好儒”的特色。汪道昆在《太函集》其及《附墨》中，通过对大量徽商人物传记、墓志铭的叙写，介绍了许多徽商赚了钱以后，是怎样反哺家乡，捐资兴学、创办书院、文会，振兴教育的。徽商在经商所到之地，建会馆，拜朱熹，“一以郡先师朱子为依归”，对于朱夫子的教导：经商是“宜他人而得利”、“以义取利”、“交易欲其廉平、“不言利而利自饶”等等熟记于心，躬行实践。汪道昆特别看重徽商的“贾而好儒”，对徽商的“贾而好儒”作了许多精彩的评价和论述。汪道昆评论：徽商“什一取廉，矜取予，必以道”，“持大节，振人之穷务出什全”（11）实在让人钦佩，汪道昆主张“与其为贾儒，宁为儒贾。贾儒则狸德也，以儒饰贾，不亦蝉蛻乎哉!”（12）正是对徽商“贾而好儒”特色的深刻理解，汪道昆豪迈地向世人大力宣传英雄豪杰任侠仗义的徽商形象，他大声呼喊：贾何负于耕？贾何负于儒？良贾何负于宏儒？

       抗倭名将

汪道昆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中进士以后，初授浙江义乌县令，先后任福建按察副史、福建按察史，升任福建兵备道、福建巡抚，总揽全省军政，直接参与抗倭指挥。 ‌在戚继光清剿倭寇时，汪道昆为之募款。在福建期间，抗倭元帅徽州的胡宗宪是汪道昆的上司，汪道昆是戚继光的上司。在平倭战斗中，胡宗宪谋划总领，汪道昆积极执行，戚继光奋勇冲锋，三个人配合默契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大捷。汪道昆长戚继光三岁，经常以“元敬”称谓戚继光；戚继光对汪道昆也很尊敬，一直以“汪公”称之。他们说服彪悍的矿工：“练武剿倭，工钱翻倍；战死抚恤，包养妻儿!”当时戚继光初到义乌招兵，汪道昆早已准备好四千精兵。两人为抗倭“昼夜图方略，至废寝食”。

后来抗倭英雄戚继光改任广东总兵，从蓟镇南下到达杭州之时，汪道昆即专程带着弟弟赶到杭州西湖边，与王世贞兄弟一起，在湖心亭专门为戚继光洗尘。万历十三年，戚继光被免职从广东到杭州。汪道昆又专程派弟弟赶到杭州武林，把戚继光悄悄接到徽州老家歙县千秋里，隆重招待戚继光。汪道昆在《太函集》中记载：“少保自肇林饮千秋里，召小娘歌舞侑觞，漫赋四首”。汪道昆还让弟弟陪同戚继光游览了道教圣地齐云山，到肇林禅堂参加过相关仪式，戚继光当时写下了一首《送隆上人归肇林新刹》：
　　万里新都问法还，
　　几年杖锡遍燕关。
　　天空真界分三世，
　　月度禅枝忆五山。
　　随处冥心祗树里，
　　有时清梵暮涛间。
　　宰官欲问边臣况，
　　赤胆犹悬鬓已斑
　　戚继光逝后，汪道昆专门给戚继光作了《墓志铭》。胡宗宪、汪道昆、戚继光都是当时的抗倭名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文坛领袖

万历三年（1576）后，汪道昆休官回乡，即带领亲友，全力振兴地方文坛，形成了徽州文坛的盛世局面。明人王世贞曾赞：“新都有诗自司马始”（13）；明末谢陛曾描述当年汪道昆主盟的万历徽州文坛的盛况：“迄今百十余年，人文郁起，为海内之望，郁郁乎盛哉”（14）；徽州学者许楚也视此时为徽州文学的“开元盛世”。（15）李维桢说：“自汪司马伯玉以能言名天下，天下争附之。而新安人以司马重，即号能言者往往在司马法中。”（16）汪道昆凭借着自身的威望和文学热情，成为“新安诗派”的盟主和全国文坛领袖之一。当时歙县人东南文坛老将方弘静，在朝为官近三十年，出任过多省地方主官，与各地文人交往颇多，诗名远扬；歙县许国，位居万历内阁次辅八年，他不仅提携徽州籍官员文士，还关心家乡文坛发展。徽州胡宗宪是万历朝抗倭名将、兵部尚书，也雅好诗文，喜交文士，曾厚遇乡人汪道昆和王寅。还有江珍和潘纬等徽州官员也热心于家乡文学事业。同时万历朝在徽州文坛还活跃着一批布衣文人和商贾作家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就列举了晚明时徽州藉著名学人：王寅、汪道贯、汪道会、潘之恒、吴兆等人。潘之恒是万历后期徽州文坛最活跃人物，他多次游历全国，与当时名家汪道昆、王世贞、袁宏道、沈璟等人往来不断，为维持万历后期徽州文坛影响力贡献颇多。王寅一生任侠使气，漫游天下，却始终热衷地方文事，是徽州文坛老将。吴兆则在金陵文坛活动。万历徽州的商贾作家则以文会友和慷慨捐赠，为徽州文学搭建交流平台。休宁人汪廷讷主营盐业和出版业，却以戏曲和诗歌创作驰名东南文坛，经常于金陵、徽州两地盛邀汤显祖、屠隆、李贽等各地名流，使徽州成为文人齐聚的一方乐土。墨商方于鲁也是一位热衷文艺交友的商贾作家。万历徽州文坛社团众多，文学交流频繁，各种文学思想交汇。万历徽州活跃的文学社团主要有白榆社、耆园会、松萝社、颖上社、天都后社等等。而以汪道昆主持的白榆社影响最大，社团活动长达十年之久，几乎汇聚全国著名文人，引领时代文学风尚。徽州文人对外交流广泛，汪道昆曾亲率本土文人三赴吴地拜访王世贞，并到杭州等地主持南屏社、西泠社集会；潘之恒晚年也多次出游杭州、北京、金陵等地，与全国名家交流。与此同时，在汪道昆、汪廷讷、潘之恒等人招揽下，外地名家纷纷来访，徽州很快成为文学思想交流活跃之所，引领全国文艺潮流。万历前期，徽州是七子派后期复古运动的主战场，文坛领袖汪道昆与后七子派主将王世贞并驾齐驱，名列“后五子”之首，他主盟的白榆社、南屏社几乎汇聚七子派后期全体精英。汪道昆还对七子派复古思想进行修正，在学古宗尚与学古方式上更显宽泛灵活。万历徽州的文学创作成就非凡。传统诗文创作取得新突破。以汪道昆为首的“新安诗派”是七子派后期重要社团，其影响力在万历五年以后就超越了王世贞主盟的太仓诗坛，引领时代诗歌风尚。新安诗人以汪道昆成就最高，时人将之与王世贞并称“两司马”（17）。其《太函集》收诗1570多首，多为万历朝所作。汪道昆《太函集》收传记文235篇，为商人而作112篇，对商贾的关注超过此前和同时代任何作家。汪道昆《儒侠传》《王仲房传》等篇，宣扬徽商的任侠思想。汪道昆整理出版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于旧文中融新义，名震四方；汪道昆还是徽州最早从事戏曲创作的名人，曾自编《大雅堂杂剧》四种。汪道昆的大雅堂刊刻大量诗文集、丛书、小说和戏曲，出版多部精品力作。

万历朝为明代文学盛世，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盛世（18），万历朝徽州文学发展一度领先全国文坛，他们在文学队伍、文学观念、文学创作、文学传播和文坛影响上均呈现引领超越之势。许承尧有言：“明际吾歙，人才最盛，不可谓非伯玉之开先。”（19） (20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黄山主人

清初歙县籍书商兼作家的张潮，曾在